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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冠中的香港:启蒙期逛文艺书屋看新浪潮电影
华夏经纬网   2010-11-05 08:15:42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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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陈冠中的香港 曾经的精彩与平淡

  陈冠中 1952年生于上海,香港长大,现居北京。就读香港大学和美国波士顿大学,修社会学、政治学和传播学。1976年创办《号外》。监制及策划多部香港电影,包括《等待黎明》、《花街时代》、《杀手蝴蝶梦》等,著有《我这一代香港人》、《事后:H埠本土文化志》、《香港三部曲》等。

  香港文化人陈冠中已经住在北京十年有余,最近,他的小说《香港三部曲》第一部《什么都没有发生》推出简体字本,重新编辑过的《我这一代香港人》也即将出版。在陈冠中描写的商业社会里,游戏规则清晰,人们各自来去,孤独、生死、爱恋好像都不那么重要。这一代香港人空前但未必绝后,他们的价值观如何形成,或许能从陈冠中的叙述中寻得端倪。从他的书写中,我们是否能读出这一代香港人的精神气质和归属。

  青春期 在尖沙咀品味老香港

  我这一代香港人,也许是赶上了最好的时代。因为相对于内地而言,我们生活得顺风顺水,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  1952年我生在上海,家里人是小商人,1949年的时候没有走,经过“三反五反”,资产阶级被整顿,爸爸就先跑到香港,然后申请全家人出去。那是1956年,我四岁,人生第一个记忆就是妈妈带着我和姐姐,在广州车站露天过夜。

  到了香港,我家四口人住在一个小房间里,大约七八平方米,在尖沙咀。如果你看过张曼玉演的《花样年华》,就知道那种五六层楼的连排屋,有一个长长的走道,前面的房间大,后面的房间越来越小,我们住在中间。那个年代香港很多人是像我家这样从内地过来的,还算对贫穷和节俭的生活有点记忆。

  尖沙咀的连排屋,是我在香港的第一个家。在那里住了五年,我读完幼稚园,进入小学,爸爸也开始在香港站住脚,1961年终于买了房子,我们就搬了,仍然在尖沙咀。到现在我都住在尖沙咀的老区里,感觉从小到大,这里都没有什么差别——我指的是老香港的味道。如果说高楼大厦,当然现在起来很多,所有的老店也都换了招牌,房子几乎百分之百拆过改建,但我还住在1961年买的那个房子里。

 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,香港比起广州和内地其他城市,显得繁华太多。我这代香港人的青春期,是从1964年开始,到1973年结束。1964年的标志事件,就是甲壳虫乐队来香港演出。

  当时香港有三种文化:国语文化、粤语文化、西洋文化。对于年轻人,三种文化都能接受到,但我们觉得最时尚的是西洋文化。之前其实已经有猫王这样的偶像影响到香港,但是1963年甲壳虫乐队成立,震撼了世界。英国的这支乐队在1964年到美国演出,美国人都疯了;跟着来香港,香港人也疯了。他们拍了个电影叫做《一夜狂欢》,我姐姐去电影院看了整整十遍。我们男孩子都开始留长一点的头发,穿牛仔裤,但父母非常反感。那时候香港还没有牛仔裤,我们到处去找,一些做成衣出口的工厂才有出口剩余的裤子。还有就是拼命练习弹吉他,香港的一大批乐队这时候纷纷起来。这是标志我们成长的时间节点,嬉皮文化彻底改变了这代年轻人的思想。我们注重现世享乐,跟父辈完全不一样了,两代人从此没办法沟通。

  青春期的尾巴就是1973年的“股灾”。香港股市从1971年开始狂涨,全民炒股,恒生指数从100多点涨到1700多点。大家学会了投机赚钱的思想,原来不用做事就可以赚到这么多。可是1973年,股市又从1700多点掉回100多点,这个学习过程就完了,很多人跳楼死掉,我们则正式进入社会。

  《什么都没有发生》的主人公名字叫张得志,我整本书就在写他的价值观:做专业的事,赚钱,享受美食、红酒、女人,一切钱能买到的最好的东西。“我们是国际资本的港籍雇佣兵。为谁?无所谓。在这个世界上,我们只爱自己。”

  启蒙期 逛文艺书屋看新浪潮电影

  我在香港的生活地图中,形态各异的书店是重要站点。上学的时候最常去的,算得上我的启蒙书店,是开在尖沙咀一座大厦五楼的文艺书屋。

  其实香港一直都有很多街头的小书店,因为租金高昂,租不起底层的商铺,所以通常都开在高层单位里面。但是我自己对于书店比较注意,可能要到念大学第一年的时候。大概是在某份报纸上看到,就摸到了文艺书屋。感觉不算早也不算晚,踏进了对的地方。那里都是盗版台湾的书,这太重要了,因为当时的台湾才是中国文化最有创意的地方,很多好作家都在台北。在文艺书屋里,我看到林语堂、梁实秋的作品,张爱玲的东西也在重印,还有白先勇、李敖、柏杨、余光中、殷海光这些不一样的书。台湾的书是最有意思的,我认为如果当时不是在很短的一年时间里,我频繁造访文艺书屋,可能在我的知识结构里会丢掉很大一块。那样的话,我会比较像正常的香港年轻人。

  和我同龄的这一代,所谓“正常”的香港年轻人,崇尚西洋文化,也在学校里学传统的中国文化,背唐诗宋词,因为要考试的。可是这种教育没有现代,历史书讲到清末就没有了,不再讲下去,我们不知道现代都发生了什么。台湾这个窗口就显得很重要,打开了我对现当代中国的眼界。台湾文化的趣味,是民国的趣味,如果没有这一块,我们都会从传统中国直接跳到西洋去。

  那时候也不光依赖文艺书屋,我还自己找东西来看。从《中国学生周报》上面知道,电影很重要,而且不应当只看市面上的好莱坞电影,欧洲电影也很重要。当时香港的电影院已经非常多,而且香港有影会,就是电影爱好者们业余组成的俱乐部,最重要的一个是“第一影视”。影会这种形式最早是在香港的外国人发起的,专门放电影院里不放的片子,租用会所的场地,也对观众收门票。所有当时最重要的艺术片,几乎都可以同步在“第一影视”看到,那是在60年代初,在电影方面我们已经和欧洲同步了。大家觉得特别时尚,去影会看电影显得比较有文化,所以自认是文艺青年的都要去看艺术片。

  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是法国文化中心,专放法国电影,我在那里看到了很多新浪潮作品。现在北京也有了法国文化中心,不过都是放DVD了,很方便,不像当年胶片时代,要申请拿拷贝才能放电影,所以需要一个组织去做这些事。

  年轻时的读书和观影经历培养了我的兴趣。那时候大家认为最好的工作是做医生,然后是政府公务员,再后面是进企业做事。律师还不像现在这样吃香,香港大学在70年代刚成立法律学院,头两年只能招到最差的学生,因为大家对这个职业不太理解。结果香港经济在70年代突然转型,金融资本落地生根,所有公司一夜之间都要找律师、会计师。可当时我完全想不到自己要去做什么,就去念了新闻学位,想拖延时间,另外也觉得做新闻好像什么领域都能看到,应该有趣。

  在香港大学和美国波士顿大学念完新闻,我进了香港的一家英文报纸做了9个月记者,所有报道都做遍。有时候去法庭,有时候去火灾现场,有时候去政府。每天很早起来,听我们老总的指令,把中文报纸的重要新闻翻译成英文,然后去采访,非常累。9个月够了,什么都学到了,我开始想办自己的杂志,于是有了《号外》。

  办刊物 主流之外生存的《号外》

  《号外》在80年代比较成功,其实香港的70年代才是真正的百家争鸣,非常多的小刊物,有些做一两期就没有了,也有的能做几十年。

  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,香港有很多小报,知识青年们创立,不公开发行。有名的除了刚才提到的《中国学生周报》,还有《年青人周报》,后来还有一份激进青年办的《70年代》双周刊。大学预科那年我开始看《明报月刊》,一期不缺,感觉摸到了中文知识分子的真正趣味所在。像我这样的文艺青年们都惟《明报月刊》马首是瞻,以至我大学毕业后两年,用中文写的第一篇上万字的长文,就是投给《明报月刊》而不是自己办出来的《号外》。

  1974年我去美国,看到当地嬉皮文化最后一波地下报纸,比如波士顿的《The Boston Phoenix》、《The Real Paper》,纽约的《村声》。这些报纸的特性就是依照同代人的趣味来定位,一面谈论世界大事、政府丑闻,一面谈论文学、电影、音乐。凡是这代人喜欢什么,里面就有什么,我回到香港以后就想做这样一种综合性的刊物。但还是从香港的报纸传统起步,最初的五期是报纸,开本差不多就是现在《新京报》这样大小,中文名字叫《号外》,英文名字是《The Tabloid》,意为“小报”。出到第六期,改成16开的月刊,英文名也改为《City》。

  我找了三四个朋友一起办《号外》,第一期印了一万份,发行出去一两千份,因为发行商看我们寒酸,不愿发行。最后卖掉两三百份,剩下的我用手推车送去湾仔横街后巷的废纸回收站。本来双周报,改成月刊,也是因为在报摊放太久,报纸都烂掉了,杂志会好一些。

  我们叫《号外》,就是想做香港主流媒体之外的东西,后来发现很难。开始是我自己出钱做,后来招股,朋友们陆续加进来,招到20多个股东。我们一直亏本6年,之后慢慢收支打平,应该是运气好,很多人愿意免费帮忙来做这本杂志。我自己从1976年到1980年做出版人,没有拿过薪水,这样熬过来。

  现在看内地的局面也比较丰富了,但是办杂志的成本已经太高,每天就是烧钱,连《SOHO小报》最近也停刊了。实际上我觉得,今天内地的媒体,已经比香港做得更好,像南方报业旗下很多报刊的深度调查,还有《财经》这样的杂志,更是远远超过香港同类媒体。要知道香港财经刊物都是很烂的,他们怕得罪企业,基本都是一边倒的公关文章,深入的报道没人做。

  我做杂志一直没收入,到1981年扛不住。当时有小孩了,我只好去做编剧赚点钱,就这样进入电影圈,正赶上香港电影的所谓“黄金十年”。一批留学外国学电影的人,像徐克他们,70年代末回到香港,还有一批是TVB训练班出来的人,比如谭家明等人,从电视转战电影,这样两批人就汇集出了新的风格。一些新导演看到我写的文章挺有意思,就叫我去写剧本。80年代香港文化有种整体要转型的趋势,老板们宁愿试一些新人,都不要老人们做下去。我进入电影圈一看,40岁以上都不要了,全是我这样二三十岁的人。机会汹涌而来,大家都成功了。

  “婴儿潮” 好运气的一代香港人

  我最近的《什么都没有发生》和《我这一代香港人》,描写的是香港所谓“婴儿潮”的一代,今天香港的主导力量,就是生于1949年到1960年的这一代人。

  这代人运气特别好,在安定的社会长大,没有吃过太多苦,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生活。小时候可能住在贫民区,拿到扶助金进大学,毕业正赶上70年代香港经济膨胀,马上能找到很好的工作。我记得港大1973年毕业的社会科学院的同学,一下子被美资银行请去30几个人,我们都傻了。以前哪有外资企业请这么多人?因为70年代初外企拼命在香港设立总部,请好多刚毕业的新人进去训练,后来做到港府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就是这批人里的一个。他的很多同学也都运气很好,30岁左右就纷纷做到外企的副总裁位置。

  即便遇到1973年“股灾”,外企仍然蜂拥进入香港,合力造就繁荣。这也让我们这代人接受了西方现代商业理念。大家整天想的就是怎样投入较少而回报较多,而且只要眼前回报多了就好,将来的事先不管。我们父辈不见得有这种心态。

  如果说这代人的经历中发生过什么,1967年的街头运动应该是有影响到我们,尤其是外省移民。第一拨移民的感觉好像是逃工来香港,差不多要稳定下来了,谁想到爆发运动。那年房价跌得厉害,街头有骚动,有些胆大的,并且也决心留下来的人就去买房子,后来赚到很多。所以1967年是香港财富转移很厉害的一年,很多本地商人,包括李嘉诚他们,就是在1967年崛起。他们对香港有信心,不怕。港英政府经历1967年事件之后也开始改变,做了很多善政来安抚民心,包括提供公共房屋、设立廉政公署等等。如果没有1967年的冲突,也许还不会这么快改变。

  我那时候读中学三年级,看到街上有冲突,有对阵,有示威,当然有点害怕。我们的父辈是有种“过客”的心理,本来只打算在香港暂留而已。可是我们这代人开始觉得,香港是我们自己的地方,是我们的家,一生要在香港终老。所以我一直都说,我其实挺理解2008年中国青年表现出的那种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,跟我们那代人对香港的自豪相似,就是要经历一些事件才会激发出来。香港那时候也还有很多毛病,但是如果人家批评香港,我们会跟他翻脸,因为我们觉得香港好,大家都能分一杯羹。

  但是我们这代人的公共意识也没有那么强,大部分人还是沉默的。70年代也是香港学生运动最强的时候,最大的那次游行我去了,可是只见到一两个同宿舍的同学,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参与。后来很多人说,那是个火红的年代,实际上它的影响,并没有现在回顾历史时候说的那么大。

  居北京 看香港之外的中国

  1992年我来到北京,想多看看香港之外的中国,北京是最好的看台,这里混杂太多不同的人,太强大的气场,香港和台北都找不到这种经验。

  《什么都没有发生》的结尾,我让张得志在街头中枪死掉,他的人生终究还是不能圆满。这代香港人的故事,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算是一个节点。1997年也有金融风暴袭来,经历过1973年的香港人觉得没什么大不了,我们每次最多低迷几个月就会回来。经济总有调整,调整完毕就会更快更强地上升——这是香港人的思维惯性,没想到1997年这次风暴,深深打击了香港人的自信,一直到2004年左右才恢复过来。当时大家觉得,可能真的不行了,这一代人的好运气到头了。

  出于对1997年的担心,80年代很多中产阶级香港人移居海外,但年轻人已经有了归属感。即便走掉的人其实也挺怀念香港,很多人把老婆小孩搬出去,自己再回到香港做事。不能没有归属感,没有地方可去啊,香港是唯一的家。如果是60年代出去留学的人,可能会千方百计留在美国,但是我70年代出去,留学才一年零三个月,都很想回香港。年轻人有改变社会的雄心壮志,在国外读了一点书,觉得有点想法的时候,就特别想回去改变香港。

  我想一定要住在北京,就花很大力气,把放在香港、台湾和美国的书都搬过来,不准备再回去了。香港曾经很精彩,现在已经没什么故事再发生,而北京的大戏才刚刚开演。2000年我开始定居北京。

  记得看过一个调查,让大家列出最崇拜的十个人,在北京做这样的调查,可能十个人会有各行各业。如果在香港,我想结果九个会是大商人,剩下一个是明星。起码从我们这一代香港人开始,偶像要么是做生意的,要么是演艺界的,不可能有其他的文化影响这代香港人。

  所以张得志没有别的出路。他自己也没想过做别的事,就是寄生在资本里面,按照游戏规则出牌,但随时可以破例。他学到一些看报表、写计划书的技术,可以活在任何一个世界,全看机会选择。只是靠自己,没有回家的方向,“我又有何损失?”

  这就是一代香港人的生存哲学。如果把香港的故事拍成电影,我们一定是平淡的最终章。

  采写/本报记者 武云溥 摄影/本报记者 孙纯霞

来源:新京报

 

责任编辑:王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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